從幕府到現代國傢：日本的前衛與古典
鄒思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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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5
鄒思聰
近現代日本對於近現代中國，是某個時間段的朋友，某個時間段的老師，某個時間段的敵人——東亞的歷史離不開中國的變遷，而中國的變遷，很大程度上繞不開日本的崛起。日本和蘇聯，共同在短20世紀對中國造成巨大的影響。
然而當代普通中國人，但凡提起日本，因為特殊的歷史關系和意識形態宣傳，往往落入誤解的窠臼，許多人都把極端的右翼日本歷史學傢的論述，當成瞭普遍的日本人所思所想。
日本在當今世界文明中，毫無疑問是重要且深具文化軟實力的，中國盡管在近四十年來迅速崛起，經濟增速和經濟增長的時長，都甚至超越瞭戰後日本的發展速度。但是更加準確的認識日本，無疑仍然是中國亟待加強乃至矯正的內容。廚房油煙處理
而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教授的這部《日本的起起落落：從德川幕府到現代》，無疑是當代中國人，全面瞭解近200年日本（包括德川政權晚期日本的生活、明治維新後日本的發展、日本帝國的滅亡、二戰後的新日本）的最佳讀物。
中國讀者在其中讀到的不僅僅是日本本身，還是作為世界史一部分的日本——日本不僅僅是“日本性”的日本，日本更多的是“現代性”的日本，而這也是安德魯·戈登在書中所貫穿始終的觀念之一。
安德魯·戈登在書中開宗明義地寫道，日本右翼“翻案派”歷史學傢所寫的歷史，強調日本的“國粹”、日本獨特的“日本性”，並且認為“每個國傢都有自己闡釋的歷史，必然跟別國的看法不同。因此，各國不可能有共同的史觀。”——這種說法就直接否定瞭不同國傢之間對一段歷史的共識與和解，安德魯·戈登認為，“我們有責任思考和盡力瞭解彼此的歷史。史傢沒有必要對那些與眾不同又無可捉摸的所謂國粹去大力渲染其獨特性。”
也正因此，這本書的英文名叫做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翻譯過來就是“日本的現代史”，把日本作為現代史的一部分來講述，而非“Modern Japanese History”（日本現代史），安德魯教授想敘述的，是現代史的一部分，而這本現代史發生的地點，叫做“日本”。
最“讀者友好”的日本“教材”
本書我在幾年前讀過港版，其時已經感慨全然不同於此前讀過的任何關於日本的歷史通史，也迥然於許多歷史教材。想必讀過通史之類書籍的讀者，即便歷史愛好者，往往都會痛苦於通史的巨細無遺的鋪陳與羅列，宛若藥物說明書，無聊至極，非歷史愛好者就更該繞道而行，而願意挑選那種“一本書帶你瞭解世界史”、“三分鐘讀懂歐洲”之類的暢銷書——即便是專業研究者，這類通史也通常作為案頭資料使用，很少能夠津津有味地讀完。
這本《日本的起起落落：從德川時代到現代》很顯然不是這樣，即便在距離當代人很遙遠、關系疏離的德川時代，本書依然能讓人瞭解其時的政體、政體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並且解答瞭一些關鍵問題，比如德川時代的日本為何會有17世紀的繁榮昌盛，又為何會出現一些令人困惑的現象——比如怎麼在當時的日本，停滯和增長是並存的。
安德魯問道，“如果德川日本是如此充滿活力，而農村的商業及生產又欣欣向榮，那麼怎樣解釋天災、殺嬰、城市人口下降以致不斷的社會抗爭這一連串的歷史事實？”歷史學傢負責從政治體制、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城市與農村、文化傳統等方面分析，而安德魯·戈登對此的看法是：
首先是德川時代的日本社會各階層內外和地區之間，資源分配非常不平均，其次是各個社會階層和地區之間呈現不同的發展，大城市經濟日益衰竭，而小鎮農村則蓬勃發展——這和同時期的歐洲恰恰相反，這也是因為日本獨特的大名、武士體制對城市商人的壓榨和剝削，反而是農村的商業和富農階層更容易得到發展。這樣一來，農村和城市之間的矛盾也因為經濟和社會階層的不匹配而加劇。
安德魯用詳略得當的篇幅講述瞭幕府統治、武士階層興起的日本，並且提到這樣一來，所導致瞭另一種社會形態，亦即特殊的主從關系——武士不是國傢職業軍人，不對國傢效忠，而隻對主公忠誠，這種日本幕府封建制度，實際上類似於西歐封建制度——“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而安德魯·戈登在講述其時的通俗文化發展時，用“日本47浪人”作為戲劇在社會上受到歡迎，來勾連起讀者對於政治體制的理解。
比如在這種制度下，各類地方名主有自己的莊園，配備武裝集團。武士忠於主公，為主公效命，為主公而死，是最大美德——但實際上，這一套“忠”的德性之後，也是一套經濟制度的支撐：武士為主公死，其子女可以繼承自己的“傢祿”和“職祿”，而且可以永久享有“傢祿”。而若是主人死瞭，那麼武士便失去瞭生活來源。
日本著名的47浪士，便把這一武士精神演繹到極致。故事並不復雜，無非是47位武士，因為自己的主人淺野長矩被逼死之後，為主人復仇後，全體自殺的故事。這個故事在日本，被反復演繹翻拍。直到2012年，《忠臣藏》再度翻拍為電視劇，仍然是最受日本人喜歡的傳統故事。
因此，武士是一整套“終身就業”與“世代就業”的社會方案，為忠而死，也就不僅僅是高貴德性，而是隱含瞭巨大的經濟原因，嵌入其中，使其堅固。
除此以外，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記載，比如在18世紀，旅行已經是很普遍的一件事兒，更有地圖出版業、旅行日記等等事業都非常時興，一下子讓讀者帶入瞭自己的感受——眾所周知，今天的圖書出版業，大量的旅行筆記書籍在書店大賣，時移世易，人類又何其相似。
這樣的細節在各個時代的日本都有很多，無論是一戰時期的日本人生活，日本人的民族主義思想的構建，還是二戰以後日本的企業文化的興起，都讓人有很強烈的代入感——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得不歸功於作者對於史料的恰如其分的選取，並且優雅地故事講述技巧，在嚴肅的分析中加入這些文化生活“調料”，讓“讀者友好度”瞬間提升，成為歷史書寫中的釣魚鉤，在讀者略微感到疲憊後，新鮮感又復燃起。
“帝國民主主義”的失敗，
而非“大正民主”的失敗
作為當代中國人，最關心的部分自然也是東亞人心中難以磨滅的集體記憶傷痛——即便二戰終戰已經70多年，日本對東亞的侵略歷史仍然留在包括中國人、韓國人心中，並且人類的歷史記憶具有傳承性，隨著時代的需求還可能產生新的歷史想象——
日本對東亞的傷害，事實上在東京審判中並未像紐倫堡審判那般徹底正義，而成為某種程度上選擇性的正義，而意識形態和政體的對立又容易將這些“選擇性的正義”產生的矛盾裹挾，導致更年輕一代人對日本仇恨者有之、謾罵者有之，願意去探索造成日本侵略的災難性後果的政體原因的，卻不太多，即便有探索者，也通常聚集在一種論述方式：
明治維新實際上是以天皇為核心“大政奉還”的中央再集權過程，早期福澤諭吉等人引入的民主等觀念，逐漸在1900年以後被國粹派取代，日本民族的獨特偉大被想象構建而成，其後“大正民主”（1912-1926）期間，日本史上也常常以這段時間作為轉折點，這是日本史上初次踏入民主階段，實行普選和政黨政治，但不幸中途夭折，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原因則歸結於軍部野心，對外侵略，對內篡權，最後導致整個民主體制失敗。
安德魯·戈登在整體論述更加清晰的基礎上在關鍵判斷上又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看到瞭在日本政治中一個不可調和的關系——亦即天皇和民主體制的關系。安德魯·戈登稱其為“帝國民主主義”。
最典型的例子是吉野作造（1878——1933），作為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他認為，政治制度必須是以民為本的“民本主義”，另一方面又尊稱天皇為主權所在。而日本議會政府內，既有以天皇為中心的右翼激進者，也有各色各樣的左翼激進分子。到1920年代末，議會能夠掌控的社會力量並不多。而議會政治能夠由1910年代支撐到1930年代初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無論是政黨內還是政黨外的精英，都在政治上采取相同立場，大部分的政治領袖視民主為手段，並非最終目的。他們所追求的是天皇、大日本帝國以至社會倫理地位的鞏固。
所以即便到1940年代，大正民主都並非完全夭折，政黨在這期間幾次選舉中仍然占有絕對優勢，問題的重心是，在民主與帝國及其代表帝國的天皇之間，兩者有根本的矛盾，而所有民選出來的議員，事實上都是以效忠天皇及帝國為第一要義，在此前提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制度，是無法建立的。
對“日本性”
與日本民族主義的批判
安德魯·戈登指出瞭日本大正民主失敗的關鍵制度性原因，那就是天皇與民主的對立。“帝國民主主義”的無法建立——政體背後的意識形態與文化因素，也恰恰是埋藏在體制後面的深層原因。讓包括議員、軍人、普通人民在內的所有人，都贊同日本當時的“大東亞共榮”，而不贊同的聲音要麼被關進監獄，要麼則不敢發聲。這一切，都要在“日本性”、“國粹”派中找到根本原因。
作者認為，在現代歷史的整個脈絡中，日本固然有與眾不同的經驗，原因就在於前文所提到的，德川時代武士階層的特性，塑造瞭19世紀末現代化運動的形態。但是安德魯認為，日本人自身孜孜不倦地強調何為“日本性”，如此熱衷於界定“日本”，而且無孔不入，而很多所謂的“日本傳統”，隻不過是“現代世界中所創造的神話而已”。
而“現代世界所創造的神話”，從明治時期就已經開始建立，並且逐步形成瞭一整套通過現代媒介傳播並進入日本人大腦的共同想象。其中之一便是天皇。天皇被建構成一個正直與文化中心，明治的精英統治者毫不含糊地高舉以天皇為尊的政治大旗，主張天皇“發動繼承自列祖列宗的大權”，以憲法的形式頒佈一個“永恒大法”。
另外則是重新界定“日本文化”，作為認同日本的基本標準。在20世紀初期，岡倉天心、菲諾羅莎等保守人士就在《日本人》雜志上從事這件事。他們追求一個獨一無二的日本價值，追求獨一無二的日本性，以至於達到走火入魔的境界，而對於“國粹”、“日本性”、“日本民族主義”的強調，也被日本政府所利用，文部省在此後，為瞭強化民族主義即對掌權當局的尊敬，在1907年以後，把義務教育延長兩年，更進一步穩定學校財源，同時改變課程，傢中強調民族主義和天皇。而政府為瞭維持社會秩序，也把力量深入伸展到各個地方，民族主義操控變成瞭無孔不入的存在。
著名作傢夏目漱石就在1914年冷嘲熱諷日本政府做出的“可怕”事情。因為在夏目漱石看來，這等於鼓勵日本人民“為國傢吃飯，為國傢洗臉，為國傢上廁所。”
對於從明治維新到二戰前的日本的描述，可以看到安德魯·戈登對於這種“文化獨特論”的批判，他更願意從一種“現代化”和各個國傢發展的“關聯性”來審視和看待日本的現代化歷程。也正因如此，這本日本歷史，往往比日本本國歷史學傢和中國歷史學傢，更加公正的評判日本的近現代化歷程。
而對於“二戰”之後的日本歷史的敘述，則更讓普通讀者理解到，戰後日本“五五體制”的前身，美國在日本所受到的爭議和反抗（遠非一般中國人所認為的日美親密無間），以及日本所采取的一種以國傢政府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所產生的“發展主義模式”——也給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發展帶來瞭新的啟發，成為西方國傢所一直津津樂道並且試圖解釋的東亞儒傢文化圈的發展模式。從中也可以看到，目前中國所流行的“中國模式”，其實並不特殊。
而日本的現代化發展史，固然可以讓中國讀者更加全面地理解一個現代化的日本，現在的日本和當初的日本的區別，也足以給關註中國現代化的人帶來深刻的啟發和憂思。
本文來源營業用抽油煙機：經濟觀察報
責任編輯：王曉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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